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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言古诗

韩愈:山石

作者:韩愈

山石荦确行径微,黄昏到寺蝙蝠飞。
升堂坐阶新雨足,芭蕉叶大栀子肥。
僧言古壁佛画好,以火来照所见稀。
铺床拂席置羹饭,疏粝亦足饱我饥。
夜深静卧百虫绝,清月出岭光入扉。
天明独去无道路,出入高下穷烟霏。
山红涧碧纷烂漫,时见松枥皆十围。
当流赤足踏涧石,水声激激风吹衣。
人生如此自可乐,岂必局束为人靰。
嗟哉吾党二三子,安得至老不更归。

 

【注解】

(1)山石:这是取诗的首句开头三字为 题,乃旧诗标题的常见用法,它与诗的内容无关。

(2)荦确(luòquè洛却):指山石险峻不平的样子。行径:行下次的路径。微:狭窄。

(3)蝙蝠:哺 乳动物,夜间在空中飞翔,捕食蚊、蛾等。这是写山寺黄昏的景象并点明到寺的时间。

(4)升堂:进入寺中厅堂。阶:厅堂前的台阶。新雨:刚下过的雨。

(5) 栀子:常绿灌水,夏季开白花,香气浓郁。这两句说,进入厅堂后坐在台阶上,这刚下过的一场雨水该有多么充足;那吸饱了雨水的芭蕉叶子更加硕大,而挺立枝头 的栀子花苞也显得特别肥壮。诗人热情地赞美了这山野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。

(6)佛画:画的佛画像。

(7)稀:依稀,模糊,看不清楚。一作“稀少”解。所见 稀:即少见的好画。这两句说,和尚告诉我说,古壁上面的佛像很好,并拿来灯火观看,尚能依稀可见。

(8)置:供。羹(gēng耕):菜汤。这里是泛指菜 蔬。

(9)疏粝(lì历):糙米饭。这里是指简单的饭食。饱我饥:给我充饥。

(10)百虫绝:一切虫鸣声都没有了。

(11)清月:清朗的月光。出岭:指清 月从山岭那边升上来。夜深月出,说明这是下弦月。扉(fei非):门。光入扉:指月光穿过门户,照时室内。

(12)无道路:指因晨雾迷茫,不辨道路,随意 步行的意思。

(13)出入高下:指进进出出于高高低低的山谷径路意思。霏:氛雾。穷烟霏:空尽云雾,即走遍了云遮雾绕的山径。

(14)山红涧:即山花红 艳、涧水清碧。纷:繁盛。烂漫:光彩四射的样子。

(15)枥(lì历):同“栎”,落叶乔木。木围:形容树干非常粗大。两手合抱一周称一围。

(16)当 流:对着流水。赤足踏涧石:是说对着流水就打起赤脚,踏着涧中石头淌水而过。

(17)风生衣:本是风吹衣动,而诗人却感觉风象是从衣中发出的,所以说“风 生衣”。

(18)人生如此;指上面所说的山中赏心乐事。

(19)局束:拘束,不自由的意思。鞿(jī基):马的缰绳。这里作动词用,即牢笼、控制的意思。

(20)吾党二三子:指和自己志趣相合的几个朋友。

(21)安得:怎能。不更归:不再回去了,表示对官场的厌弃。

 

【韵译】

山石峥嵘险峭,山路狭窄象羊肠,蝙蝠穿飞的黄昏,来到这座庙堂。
登上庙堂坐台阶,刚下透雨一场,经雨芭蕉枝粗叶大,山栀更肥壮。
僧人告诉我说,古壁佛画真堂皇,用火把照看,迷迷糊糊看不清爽。
为我铺好床席,又准备米饭菜汤,饭菜虽粗糙,却够填饱我的饥肠。
夜深清静好睡觉,百虫停止吵嚷,明月爬上了山头,清辉泻入门窗。
天明我独自离去,无法辨清路向,出入雾霭之中,我上下摸索踉跄。
山花鲜红涧水碧绿,光泽又艳繁,时见松栎粗大十围,郁郁又苍苍。
遇到涧流当道,光着脚板踏石淌,水声激激风飘飘,掀起我的衣裳。
人生在世能如此,也应自得其乐,何必受到约束,宛若被套上马缰?
唉呀,我那几个情投意合的伙伴,怎么能到年老,还不再返回故乡?

 

【翻译】

  魏晋南北朝,是文学发展倾向于轻浮靡丽的时期,尤其是齐、梁、陈三朝一百年间,诗文都只讲文字之美,而内容空虚,思想庸俗。诗则盛行宫体,文则堆砌骈语。经过初唐的沈佺期、宋之问,盛唐的王维、孟郊、李白杜甫,诗的风气总算纠正过来了,但文体却还以骈语为主。开元、天宝以后,张说、贾至、李华、独孤及、元结等人,曾有志于改变文风,写作醇朴通畅的新散文,但只是个人的努力,而没有成为风气。到韩愈出来,猛力攻击近体文的陈言滥调,主张写散文要学习“三代两汉之书”,要学习孟子、荀子、司马迁、扬雄的文章。除了他自己的实践以外,他的学生李翱,皇甫湜等人也跟着写作新散文。他们的口号虽是复古,其成就却是在继承先秦、两汉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,扫荡了六朝以来浮靡骈俪的文风。因此,在文学史上,韩愈的地位,首先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。

  但是,在诗的领域中,韩愈也是一位唐诗的大家。他的作诗,也实践了他对散文的理论:文字要排除陈言滥调,排除隐晦诘曲。思想内容要“言之有物”。就是要求先有情感,然后作诗,不要无病呻吟。这也就是刘勰所谓要“为情造文”,而不是“为文造情”(见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)。他把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统一起来,散文里用的词藻,也可以用在诗里。又把散文的语法结构和诗的语法结构统一起来,诗的句法並不需要改变散文的句法。这样,他的三百八十首诗就呈现了一种新的面目:因为不避免散文词语,他的诗里出现了许多人以为生涩、怪僻的词语;因为引进了散文的句法、篇法,他的诗就象是一篇押韵的散文。守旧的人不承认他的诗是诗,说他是“以文为诗”,但无论如何他给唐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。
  韩愈的诗,影响了一些同时的诗人,如孟郊、贾岛、卢仝、刘叉、李贺等。这些人又各自有发展和变化,创造了各人独特的风格。但是,在韩愈死后不久,他的影响就消失了,晚唐、五代的诗文,都起了回潮。直到宋代,才有穆修、欧阳修等人起来重振古文运动,而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,显然也是韩愈诗派的继承者。

  宋元以来的诗论家,对韩愈的诗有极不相同的看法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记沈括和吕惠卿二人谈诗,沈括说:“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,虽健美富赡,而格不近诗。”吕惠卿说:“诗正当如是。我朝诗人以来,未有如退之者。”这两人的观点,可以代表历代评价韩诗的两派。苏东坡说:“诗之美者,莫如韩退之;然诗格之变,自退之始。”(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》十七引)这句话,和沈括的观点一样。承认韩愈的诗是好的。但是由于他们对于诗有一个固执的、保守的认识,他们从诗的面目看,终觉得韩愈是“以文为诗”。尽管“押韵”,还是文而不是诗。吕惠卿从诗的精神看,肯定诗正应当这样做,尽管用了散文的表现方法,但表现得成为诗了。

  “以文为诗”,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,就是不用或少用形象思维,象散文一样直说的句法较多。诗的装饰成分被剥落了,就直接呈现了它的本质。本质是诗,它还是诗;本质不是诗,它才是“押韵之文”。 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“习古堂国学网”的唐诗三百首栏目。

  韩愈的诗,已经一反他以前诗人的规律,极少用形象思维了。但由于他毕竟是个诗人,他的诗有丰富的诗意,所以他还有许多很好的诗篇。《山石》是韩愈的著名作品,可以代表他的七言古诗的风格,我们现在就选讲此诗。诗题《山石》,是用全篇开始二字为题,並不是赋咏山石。

  全诗二十句,一韵到底。描写他在某一天下午游山,在寺里住了一夜,次日早晨出山归家途中的所见所感。这是一首朴素简净的记游诗。开始用二句叙述游山到寺,一路上都是坚硬的山石,行走在若有若无的山路上,到寺时已是蝙蝠乱飞的黄昏时候了。接着又用二句写寺内景物。走上寺院里的客堂,坐在台阶上休息。由于连日雨水饱足,院子里的芭蕉叶都舒展得很大,栀子花也开得很丰肥。以下便写寺中和尚待客人的情况。和尚和客人闲谈,讲起佛殿里有很好的壁画,说着就取灯火照来给客人看,可是客人能见到的画面不多,因为墙壁年代古远,画面大多剥落或黝黑。于是和尚铺床拂席给客人供应晚饭。虽然饭米粗糙,仍然可以解饥。此下二句写夜晚的情况。夜深了,院子里各种昆虫的鸣声已都停止。客人静卧在床上,看见清明的月亮从山岭背后升起,立刻有亮光照进了窗户。接着用四句描写天明后出山回家的情况:这时晓雾还未消散,独自在山里走,出山又入山,上山又下山,随意走去,没有一定的道路。时时看到红的山花,绿的涧水,煞是缤纷烂漫。还有几人合抱的大松树和栎树。如果碰到溪涧,就赤脚踏石而过,这时水声激激,微风吹衣。最后就用四句感慨来结束:象这样的生活,自有乐趣,何必要被人家所拘束,不得自由自在呢?我们这两三个人,怎么能在这里游山玩永,到老不再回去呢?

  韩愈在贞元八年(公元七九三年)登进士第后,一直没有官职。贞元十一年,三次上书宰相,希望任用,都没有效果。贞元十二年,在汴州,宣武节度使董晋请他去当观察推官。到贞元十五年,董晋卒,军人叛乱,韩愈逃难到徐州。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留他当节度推官。十六年夏,辞职回洛阳。这首诗就是贞元十六年秋在洛阳所作。当时他还是初任官取,已经感到处处受人拘束,因而发出了这些牢骚。结句的“归”字是“回去”之意,有人讲作“归隐”,就和“不更”二字矛盾了。
 
  初、盛唐诗人作七言古体,往往喜欢用一些对偶句法。即使在杜甫的大篇七古中,也屡见对句。只有韩愈的七古,绝对不用对句。他只象说话一样,顺次写下去,好象不在语言文字上做雕琢功夫。这就是“以文为诗”的一个特征。但是如果把这篇游记写成散文,字句一定还要繁琐,而韩愈则把他从下午到次日清晨的这一次游览的每一段历程,选取典型事物,用最精简的字句,二句或四句,表现了出来。这就毕竟还不同于散文了。他的叙述,粗看时,好比行云流水,没有细密的组织,但你如果深入玩味,就能发现他是处处有照顾的。“无道路”呼应了上文的“行径微”。“出入高下”呼应了上文的“山石荦确”。“赤足踏涧石”呼应了上文的“新雨足”。在黄昏时看壁画,是“以火来照所见稀”;在清晨的归路上,则看见了山红涧碧和巨大的松栎。前后两个“见”字,形成对比。在一句之中,也有呼应。“蝙蝠飞”,是“黄昏”时候,“百虫绝”,所以“静卧”。只有“吾党二三子”和上文的“天明独去”似乎有些矛盾。他这次游山,恐怕是和两三个朋友结伴同行的,要不然,为什么说“嗟哉吾党二三子”呢?但如果有两三人同行,又为什么说“天明独去”呢?看来这个“独”字,不可死讲,不能讲作“独我一人”,而应该讲作“只有我们几个人”。《项羽本纪》叙述沛公兵败成皋时,“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”。又在鸿门宴上“脱身独去”,其实当时还有从人。这里的独字也是同样用法。

  何义门(焯)在《义门读书记》中评这首诗云:“直书即目,无意求工,而文自至。一变谢家模范之迹,如画家之荆关也。”这是赞扬作者的创作方法纯用自然,不刻意做作,而达到极高的境界。宋齐时代。谢灵运、谢惠连、谢眺等一派诗人,创造了描写风景的诗,极力模山范水,在选字造句方面,终有费力的痕迹,而韩愈此诗,却如“荆关画派”的白描山水,不用色采渲染。

  字句精简而朴素,思想内容直率地表现,使韩愈的七古有一种刚劲之气。施补华在《岘傭说诗》中评云:“七古盛唐以后,继少陵而霸者,唯有韩公。韩公七古,殊有雄强奇杰之气,微嫌少变化耳。”这也可以说是公论。杜甫以后,韩愈的七古,确实可以独霸诗坛。至于嫌他“少变化”,则是思维方法的问题。韩愈为人直爽,他的诗,也象他的散文一样,不喜婉转曲折,始终是依照思维逻辑进行抒写,因而篇法上就没有多大变化。

  元代诗人元好问写过三十首《论诗绝句》,其中有一首是涉及《山石》的:

  “有情芍药含春泪,无力蔷薇卧晚技。”
  拈出退之“山石”句,始知渠是女郎诗。

  “有情芍药”二句是秦少游《春雨》诗中的句于。元好问以为这样的诗句,如果和韩愈的《山石》诗来比较,就知道秦少游这二句是“娘儿们”的诗。说秦少游诗是“女郎诗”,是形容它柔弱无力,反过来也就烘托出韩愈此诗的“雄强奇杰”,有丈夫气了。美学上有温柔的美和刚健的美,韩愈的七古,属于刚健的美。(施蛰存)

 

【评析】

  这首诗以开头“山石”二字为题,却并不是歌咏山石,而是一篇叙写游踪的诗。这诗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,按照行程的顺序,叙写从“黄昏到寺”、“夜深静卧”到“天明独去”的所见、所闻和所感,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。在韩愈以前,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,选取某一重点,因景抒情。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,详记游踪,而又诗意盎然,《山石》是有独创性的。

  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,很容易弄成流水账。诗人手段高明,他象电影摄影师选好外景,人物在前面活动,摄影机在后面推、拉、摇、跟,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,在读者眼前出现。每一画面,都有人有景有情,构成独特的意境。全诗主要记游山寺,一开头,只用“山石荦确行径微”一句,概括了到寺之前的行程,而险峻的山石,狭窄的山路,都随着诗中主人公的攀登而移步换形。这一句没有写人,但第二句“黄昏到寺蝙蝠飞”中的“到寺”二字,就补写了人,那就是来游的诗人。而且,说第一句没写人,那只是说没有明写;实际上,那山石的荦确和行径的细微,都是主人公从那里经过时看到的和感到的,正是通过这些主观感受的反映,表现他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翻山越岭,黄昏之时,才到了山寺。“黄昏”,是很难变成可见可感的清晰画面的。他巧妙地选取了一个“蝙蝠飞”的镜头,让那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出现的蝙蝠在寺院里盘旋,就立刻把诗中主人公和山寺,统统笼罩于幽暗的暮色之中。“黄昏到寺”,当然先得找寺僧安排食宿,所以就出现了主人公“升堂”的镜头。主人公是来游览的,游兴很浓,“升堂”之后,立刻退出来坐在堂前的台阶上,欣赏那院子里的花木,“芭蕉叶大栀子肥”的画面,也就跟着展开。因为下过一场透雨,芭蕉的叶显得更大更绿,栀子花开得更盛更香更丰美。“大”和“肥”,这是很寻常的字眼,但用在芭蕉叶和栀子花上,特别是用在“新雨足”的芭蕉叶和栀子花上,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,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,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。

  时间在流逝,栀子花、芭蕉叶终于隐没于夜幕之中。于是热情的僧人便凑过来助兴,夸耀寺里的“古壁佛画好”,并拿来火把,领客人去观看。这当儿,菜饭已经摆上了,床也铺好了,连席子都拂拭干净了。寺僧的殷勤,宾主感情的融洽,也都得到了形象的体现。“疏粝亦足饱我饥”一句,图画性当然不够鲜明,但这是必不可少的。它既与结尾的“人生如此自可乐,岂必局束为人?”相照应,又说明主人公游山,已经费了很多时间,走了不少路,因而饿得很。

  写夜宿只用了两句。“夜深静卧百虫绝”,表现了山寺之夜的清幽。“夜深”而百虫之声始“绝”,那么在“夜深”之前,百虫自然在各献特技,合奏夜鸣曲,主人公也在欣赏夜鸣曲。正象“鸟鸣山更幽”一样,山寺之夜,百虫合奏夜鸣曲,就比万籁俱寂还显得幽静,而静卧细听百虫合奏的主人公,也自然万虑俱消,心境也空前清静。夜深了,百虫绝响了,接踵而来的则是“清月出岭光入扉”,主人公又兴致勃勃地隔窗赏月了。他刚才静卧细听百虫鸣叫的神态,也在“清月出岭光入扉”的一刹那显现于读者眼前。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“习古堂国学网”的唐诗三百首栏目。

  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,同游者是李景兴、侯喜、尉迟汾,时间是公元801年(唐德宗贞元十七年)农历七月二十二日。农谚有云:“二十一、二、三,月出鸡叫唤。”可见诗中所说的“光入扉”的“清月”,乃是下弦月,她爬出山岭,照进窗扉,已经鸣叫头遍了。主人公再欣赏一阵,就该天亮了。写夜宿只两句,却不仅展现出几个有声有色的画面,表现了主人公彻夜未睡,陶醉于山中夜景的情怀,而且水到渠成,为下面写离寺早行作好了过渡。“天明”以下六句,写离寺早行,跟着时间的推移和主人公的迈步向前,画面上的光、色、景物在不断变换,引人入胜。“天明独去无道路”,“无道路”指天刚破晓,雾气很浓,看不清道路,所以接下去,就是“出入高下穷烟霏”的镜头。主人公“天明”出发,眼前是一片“烟霏”的世界,不管是山的高处还是低处,全都浮动着蒙蒙雾气。在浓雾中摸索前进,出于高处,入于低处,出于低处,又入于高处,时高时低,时低时高。此情此境,正是饶有诗味,富于画意的。烟霏既尽,朝阳熠耀,画面顿时增加亮度,“山红涧碧纷烂漫”的奇景就闯入主人公的眼帘。而“时见松枥皆十围”,既为那“山红涧碧纷烂漫”的画面添景增色,又表明主人公在继续前行。他穿行于松栎树丛之中,清风拂衣,泉声淙淙,清浅的涧水十分可爱。于是他赤着一双脚,涉过山涧,让清凉的涧水从足背上流淌,整个身心都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中了。

  诗写到下山为止,游踪所及,逐次以画面展现,像旅游纪录影片,随着游人的前进,一个个有声有色有人有景的镜头不断转换。结尾四句,总结全诗,所以姑且叫做“主题歌”。“人生如此”,概括了此次出游山寺的全部经历,然后用“自可乐”加以肯定。后面的三句诗,以“为人靰”的幕僚生活作反衬,表现了对山中自然美、人情美的无限向往,从而强化了全诗的艺术魅力。

 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,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,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。然而却不象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,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。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,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。如从“黄昏到寺”到就寝之前,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,但摄入镜头的,却只有“蝙蝠飞”、“芭蕉叶大栀子肥”、寺僧陪看壁画和“铺床拂席置羹饭”等殷勤款待的情景,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,跟“为人?”的幕僚生活相对照,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,是结尾“主题歌”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。关于夜宿和早行,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,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。

  再说,按行程顺序叙写,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,时间不同,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。这篇诗的突出特点,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、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、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。如用“新雨足”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;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“芭蕉叶大栀子肥”,而那芭蕉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、湿度和色调,呈现于读者眼前。写月而冠以“清”字,表明那是“新雨”之后的月儿。写朝景,新奇而多变。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,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。他先以“天明独去无道路”一句,总括了山中雨霁,地面潮湿,黎明之时,浓雾弥漫的特点,然后用“出入高下穷烟霏”一句,画出了雾中早行图。“烟霏”既“穷”,阳光普照,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,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。于是用“山红涧碧”加以概括。山红而涧碧,红碧相辉映,色彩已很明丽。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,秋阳照耀下的山花、涧水所特有的光感、湿度和色调,因而感到光用“红”、“碧”还很不够,又用“纷烂漫”加以渲染,才把那“山红涧碧”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。

  这篇诗,极受后人重视,影响深远。苏轼与友人游南溪,解衣濯足,朗诵《山石》,慨然知其所以乐,因而依照原韵,作诗抒怀。他还写过一首七绝:“荦确何人似退之,意行无路欲从谁?宿云解驳晨光漏,独见山红涧碧诗。”诗意、词语,都从《山石》化出。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:“有情芍药含春泪,无力蔷薇卧晚枝。拈出退之《山石》句,始知渠是女郎诗。”他的《中州集》壬集第九(拟栩先生王中立传)说:“予尝从先生学,问作诗究竟当如何?先生举秦少游《春雨》诗为证,并云:此诗非不工,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,则《春雨》为妇人语矣。”可见此诗气势遒劲,风格壮美,一直为后人所称道。

 

【作者介绍】

  韩愈(768~824)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。字退之,河南河阳(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)人,汉族。祖籍昌黎(今辽宁义县),自谓“郡望昌黎”,故世称“韩昌黎”。晚年任吏部侍郎,又称韩吏部。谥号“文”,又称韩文公。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,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,破骈为散,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。宋代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,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,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,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作品都收在《昌黎先生集》里。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。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,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,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,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,如“落阱下石”(同落井下石,此为另一写法)、“动辄得咎”、“杂乱无章”等。在思想上是中国「道统」观念的确立者,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。

  韩愈三岁而孤,受兄嫂抚育,早年流离困顿,有读书经世之志,虽孤贫却刻苦好学。20岁赴长安考进士,三试不第。25~35岁,他先中进士,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,赴汴州董晋、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。后回京任四门博士。36~49岁,任监察御史,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,请减免赋税,贬阳山令。宪宗时北归,为国子博士,累官至太子右庶子,但不得志。50~57岁,先从裴度征吴元济,后迁刑部侍郎。因谏迎佛骨,贬潮州刺史。移袁州。不久回朝,历国子祭酒、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、京兆尹等职。政治上较有作为。诗力求险怪新奇,雄浑而重气势。 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“习古堂国学网”的唐诗三百首栏目。